许望川沉吟了两秒钟，坚定地点头道：“有什么不敢的！大不了坐牢嘛！就算我坐牢了，家里面也有你和小妹，没什么好担心的。”
许望秋听到许望川说得慷慨激昂的，笑着安慰道：“赚钱方法有很多，比如捣腾电子表，电子表在香江那边就两三块钱，如果打批发会更便宜，但在国内的话，卖个七八块不成问题。我在香江那边有认识的人，做这个生意不成问题。不过捣腾电子表，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我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你是我哥，我不会让你做有坐牢风险的事。组织演出就没有这样的风险，顶多被认为是违规，不会坐牢。”
许望秋说的是实话，走穴是整个八十年代整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经济现象。在80年代初，一些聪明的文化人看到演出有利可图，就组织明星大腕儿到全国各地演出。起初，参加走穴的流行歌手，后来曲艺界，甚至演员都按耐不住，投身走穴大军。在整个80年代，在文艺界走穴是正常的，不走穴才不正常。
走穴让很多明星们迅速致富，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如演职员偷税漏税，穴头索要高价、演出质量差等。在1983年文化部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对走穴进行限制，但从来没有听过谁因为走穴而坐牢的。
如果真有坐牢的风险，那许望秋肯定不会让许望川做的。
许望川知道许望秋脑子极为灵活，做事情也极为稳妥，既然他说没有坐牢的风险，那肯定不会风险，就道：“既然不会坐牢，那没什么好犹豫的，你直接说怎么干吧！”
许望秋知道许望川因为当初朋友被捅死，性格沉稳了很多，但骨子里还是没变，还是敢闯敢冒险，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让许望川做这件事，如果是张一谋那种性格，他提都不会提：“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以秀影厂的名义搞演出，每年向秀影厂交一笔钱，十万或者二十万；如果秀影厂不行，就找其他单位。这事可以拉上米佳山，到时候分他一份好处就是了。”
许望川微微点头，米佳山是红二代，父亲是前蓉城市高官，有他助阵这事要容易许多。
许望秋继续道：“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先搞个音乐会，作为练兵。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搞了这次音乐会演出，整个演出的流程你就非常清楚了，等到单独干的时候，可以很快上手。第二，可以起广告效应，像蓉城观众在看到演出的报道后，肯定也想看类似的演出，但他们没有机会看，现在我们组织的演出来了，观众肯定蜂拥而至。第三，这场音乐会我们会推出一批新人和新歌，会将他们捧红。这些人是我们捧红的，以后我们邀请他们演出，他们肯定得给我们面子。那些没有成名的演员更是会抢着参加我们的演出，因为我们可以拿出新歌来，我们可以将他们捧红。就算其他人组织私人演出，在抢演员的时候，也一定抢不过我们！”
接下来，许望秋开始讲自己对音乐会的构思，他的这个想法其实是源自于上一世的新星音乐会。1980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卡式歌曲磁带的普及，人们已经慢慢接触到了一些国外的流行音乐，和邓丽君等一些歌手用别样柔情的方式所演唱的歌曲。这给太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带来了无比新鲜的感觉。可大陆的流行音乐歌坛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刚刚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顶着巨大的压力，本着“推新人、推新歌”的宗旨，举办了新星音乐会。
1980年日，“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成功举行。一批在当时还十分年轻的歌手，用他们美妙的歌声，给中国歌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并从此唱响了一个新的时代。正是通过这次《新星音乐会》，使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等人，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而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也迅速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新星音乐会起了一场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流行音乐热浪。国内音乐评论界认为，“新星音乐会”正式宣告了新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
其实大规模走穴也是从新星音乐会开始的。在新星音乐会前，国内就有走穴了，但比较少见。在新星音乐会后，很多人看到音乐会带来的轰动效应开始琢磨，既然报纸都可以组织这样的演出，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搞呢？于是，轰轰烈烈的走穴浪潮就开始开了。
听完许望秋的构思，许望川觉得这个想法简直太好了。他最近看了很多演出，发现唱得好的演员很多，但这些人没有自己的歌曲，也没有什么名气。如果给他们几首好歌，那这些人肯定会红。不过这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哪里去找歌曲啊？”
许望秋轻笑道：“我们从歌舞团邀请作曲家写一些，我也可以写。你忘了我以前经常往川音跑，川音作曲系李勉教授被打成右/派，下放看大门。没人敢接近他的，只有我经常跟他聊天。他看我对音乐有兴趣，教了我很多音乐知识，写歌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
许望川知道许望秋往川音跑这事，知道他平常喜欢哼点稀奇古怪的歌，只是没想到他会写歌：“既然你会写，那事情就好办了。那我直接回秀影厂，拉上老米山去找厂领导。”
许望秋摆手道：“音乐会不用找秀影厂，直接以北电的名义搞就是了。我去找谢非老师，这也算是对他的谢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