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楚庄王竟然敢问周朝宝鼎的轻重，行为实在猖狂之极。唐人周昙不愤此种行为，作了一首诗：
九牧金熔物像成，辞昏去乱祚休明。
兴王在德不在鼎，楚子何劳问重轻。
从楚国的发家史来看，楚国的兴盛恰恰源于国君的“离经叛道”。从中国中央集权的历史来看，如果国家要富强，必须有一位敢想敢干的国君。
从三皇五帝到春秋五霸再到战国七雄，国家的发展无不托福于国君的敢作敢为。反之，如果国君无能，国家必然衰微，楚怀王在位时期的楚国就是例子。
楚怀王没有遗传祖先离经叛道的虎狼特性，而是将所有温顺懦弱的缺点都聚集于一身。他不仅放了张仪，还答应连横依附秦国。
这时，三闾大夫屈原刚由齐国回国，听说楚怀王轻易释放张仪，他万分心痛。他火速求见楚怀王，劝说楚怀王杀掉张仪。屈原好言相劝，楚怀王翻然悔悟，命人缉拿张仪。然而，张仪已经逃离楚国。
屈原此次进谏可以说是冒杀头之罪，
因为他早已被昏君楚怀王疏远。作为被疏远的臣子，屈原能够劝说楚怀王杀张仪，其忠心可见一斑。更令人敬佩的是屈原为了国家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冒死进谏，爱楚国之心可想而知。
屈原与楚王同姓，名叫平，官拜左徒。作为王族，屈原很关注国家兴替存亡之道，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商鞅关注国家发展之道，张仪和苏秦等人关注国家称霸之道，屈原则关注国家兴替存亡之道。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开篇就说屈原关注国家存亡，意在影射楚国有亡国之危。如果国君无能，不善保护社稷，国家必然面临危险。外有强国的谋臣，内有国内的奸臣，楚怀王的宝座就如一堆干柴。如果稍微燃起一点火星，必会葬身其中。
屈原熟悉外交，待人接物礼貌周到，辞藻表达更令他国使者折服，可称得上是楚国的金字招牌。楚怀王很倚重屈原，国内国际大事小事都交由屈原处理，甚至让屈原制定法令。
商鞅也曾制定法令，他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强悍的秦孝公支持。屈原没有商鞅幸运，因为楚怀王没有秦孝公的才干。制定法令是国家大事，上官大夫不甘心由屈原完全把控，为了自己的利益，上官大夫决定盗窃屈原的才华。所以在屈原草拟完政府法令后，上官大夫使阴谋诡计想占为己有。但行动的结果却一点都不理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对楚怀王说，屈原自恃才华，在外不断张扬，说只有他能制定楚国的法令。
楚怀王也是个嫉妒贤能之人，听上官大夫如此说，嫉妒心大起，于是在心里修筑一道厚厚的屏障，渐渐疏远了屈原。
那个时候，诸侯国恰好刮起一阵禅让的旋风。屈原既是王族又有才能，楚怀王担心如果他获得民心，自己的国君之位就会有危险，所以心怀忧虑。
司马迁对屈原被疏远，大抒不愤之情：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屈原被疑，心生怨愤，又无知己可诉，不禁写下《离骚》这等千古美文。
《离骚》留给后人的，有人生的坚持不懈，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对人民生活艰难的怜惜，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有对祖国、宗庙的忠诚，如“指九天以为证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简言之，文如其人，从《离骚》能够窥探屈原的品行。
宋人陆游说，“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可见《离骚》的基调是痛苦的。
清人刘熙在《艺概·文概》中说：“学《离骚》得其情者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意思是说，司马迁深深体悟到《离骚》之韵里的悲痛，并在自己的文章里体现出来。
文学的目的在于表达情志，如果没有情志，无论言辞多美，最终都不能流传久远。《离骚》和《史记》能够流传久远，全因其中情志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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