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帝业第一卷关西新客0851犹似在梦阳春三月，气候回暖，江陵城外的原野上春耕正忙，已经看不到多少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影响。
当然战争带来的影响还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还非常的深刻。就拿原野上这些忙碌的农人们来说，原来绝大多数都是隶属于城中各家权贵巨室的家奴佃户，而今大部分却都是郡府在籍的均田户。
江陵城人口多达三十余万，想要比较彻底的进行编户授田并非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但是农时如火、不容耽搁，为了不耽误接下来的春耕，第一轮的编户授田对象还是以多丁户为主。
多丁户生存压力较大并且劳动力比较充足，参与劳动生产的意愿也更加迫切，所以获得了优先的安排。一俟编户授田完毕，这些民户便立即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春耕劳作。
至于一些单丁之户又或者不能成户的独丁，虽然并没有参与到这一轮的编户授田中来，但也同样没有被忽略。
他们被以三百丁为一单位编成一个乡社，由官府提供公田和农具、耕牛、粮种等生产资料参与生产，生产出来的收获七分入官而三分归民，之后官收逐年递减，直至最后与一般编户一样只是承担正常的租庸调，不再有别的加征。
这样的安排虽然整体上来说还是有点负担偏重，但是相较于南梁之前的小民处境而言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非常优厚了。
因为这些单丁、独丁之家即便是授给了土地，也很难立即便展开正常的农耕生产，而且抗风险的能力非常脆弱。官府如果进行特别的监管，会让行政成本变得非常大，可若是不加监管的话，往往在一季农耕生产后都要流失起码三成的编户。
这是李泰数年间主政一方所得出的经验，数据比例上或许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但类似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为了确保民户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同时兼顾控制官府的统治成本，在这些新占领地区采取合作社的形式，算是比较妥当的安排。
相较于一般的军屯与民屯，这种乡社组织也要更加温和，特别是明确了参与劳动者私人拥有份额的概念，虽然暂时不多，但却拥有一个逐年增长的趋势，对于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调动效果。
江陵周边有着大片的肥沃良田，像是湖池沼泽衰退之后所露出的土地，本身就有着多年沉积的养分，甚至都不需要进行休耕，无论种植什么作物，每一季都能获得不错的收成。
在西魏攻陷江陵之前，江陵周边的土地相当一部分都已经被梁帝萧绎划为官有，又或者直接划为内苑所有。就连江陵当地的一些豪族产业都多受侵占，至于那些从建康来到江陵的时流们所拥有的田产那就更少了。
这样一来也避免了李泰再向那些大地主征收土地，能够更加从容的将这些财富与资源进行分配。民众们能够在其统治中实实在在的获取好处，这是要比任何的取巧手段更加有说服力的巩固统治的方式。
由于湘州方面的战事还没有分出胜负，李泰仍然需要坐镇于江陵，亲自管理整个江陵总管府的人事运作与政令实施，当然行台方面的事务也是不能拉下。
「启禀大王，此乃王府诸众所拟定的王教令式，请大王批阅斧正。」
笔杆子王褒和几名王府属官登堂而来，恭敬的奉上一份文书。
李泰接过这文书略一浏览，不由得便皱起了眉头，并不是这篇文章拟定的不好，而是太好了，引经据典、文辞典雅且文采斐然。而也正因此，更像是一篇文赋作品，并不像是正常的行政文件。
「如今行台初创，人事之间多有生疏，政令尺度未具，章程步骤不明……罢了，还是我来点明几个要点，你等再作扩展补充。」
李泰将这篇过于华丽的文章暂且抛在一边，略加沉吟后便又说道：「当下
正值万事更新、百废待兴之际，行台用事尤需轻重分明，切忌捻小而失大！王命所教，劝农以励耕织，劝学以宣教化，劝仕以奖贤能，唯此三者最为切要，为诸事之宗、不容懈怠！若此三者俱能得治，余者繁事尽可得治！」
诸如苏绰的《六条诏书》给西魏北周定下了一个整体的统治基调，如今原本的荆州总管府升级为山南道大行台，不再只是管理一府之军政，而是要负责整个山南道的统治管理，当然也需要一个基本的行事纲领来指导和规范政令的决定与实施。
如今的李泰身份已经不同以往，当年的他为了上位可以制定考成法、坑害同僚博取进步，但是如今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势力的首领，这种事情如果再自己撸袖子亲自上场，老大的威严从何体现？群众的怨气怎么疏导？还要自己发声收培训费，养了那么多虎狼难道只会舔不会叫？
这一道向行台内部发放的教令，就是要告诉文武属众们自己所重点关注的是什么，你们如果想进步，那就得都围绕这几个点给我卷起来，别特么四六不着、不知道在瞎忙什么！
李泰所提出的这三点，说的更直白一点，劝农就是要努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劝学就是要用心搞好意识形态建设，劝仕则就是积极的巩固组织结构和扩大统治阶级。
生产力就是一切，对平民小户如此，对一个势力和政权同样如此，生产力如果不能良性有序的发展，再大体量的势力都要坐吃山空、分崩离析。意识形态不能搞好，人心不齐，队伍就会不好带，内耗严重。统治阶级如果不能有序扩大，凡事都搞小圈子，那自然免不了要脱离群众、最终沦为***。
有了这三个纲领指点，接下来的行台工作内容自然也就有了规范。像是江陵这里正在进行的编户授田和组建乡社等等，就属于劝农的范畴。至于劝学，则就需要等待生产力和秩序进一步恢复之后，才能大范围的在郡县之间组织建立学舍与进学制度。
劝仕方面，李泰打算在今年年中时分便组织一场面向整个山南道大行台辖区的人才选拔考试，由诸郡县按照各自在籍人口推举一定数量的人才到襄阳来，进行统一的考试选拔。
很多人讲论科举，往往着眼于人才的上升途径被打开，但是从统治者角度而言，人才获取的多样性也有利于巩固其统治。
没有一个普世的人才选拔制度，宗室豪强互相倾轧，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制度，无疑都不利于皇权的伸张与政权的稳定。别说东魏西魏的皇帝苦逼，就是高家土生土长的镇兵皇帝，如果身边围着的尽是镇兵，那也受不了啊！
李泰这个新字头刚刚建立起来，当然是迫切希望才士络绎不绝的加入进来。通过州郡推举的方式既能充实人才储备库，同时也能观察审核地方势力对于行台统治的服从度如何，并且还能促使这些地方实力派离开乡里，释放乡土资源，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科举、或者说初期的科举制度，从来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方式，而是中央权力得以伸张的体现。以前你们这些地方豪强兵强马壮、有名有望就能做官，但现在别管是什么名门***，你起码得入场考一考，让人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南朝的文教水平较之北朝更高，当然不是因为南方人更爱学习，而是社会发展使然。南朝的商业要更加发达一些，诸如建康这么大的城池，被侯景闹了一段时间便全城缺粮，就连粮食这种基本的生存和战略物资都要仰仗市场交易的形式来获取。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识字、不会算数那就等于丧失了独立生活的可能。当然，南朝的隐户荫庇之风较之北朝更加严重，也的确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婢部曲。
良好的文教基础也是李泰敢于尝试推行科举制度的底气之一，就算地方上那些